鲁迅先生对中国人之于头发的关系，是独具慧眼的。《风波》里七斤进城，被人剪了辫子，从此惶惶然；《阿Q正传》中的“假洋鬼子”也发生了辫子的故事，但更曲折些：
他先前跑上城里去进洋学堂，不知怎么又跑到东洋去了，半年之后他回到家里来，腿也直了，辫子也不见了，他的母亲大哭了十几场，他的老婆跳了三回井。
补救的办法，便是弄一条假辫子，唯因这假辫子，连阿Q那样的人也都可以骄傲地蔑视他了——“辫子而至于假，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；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，也不是好女人。”
虽说鲁迅是讽刺大师，可是他的这些笔墨却没有一点夸张之处。记得杂七杂八地在史料中见过不少记述，都是有关民初剪辫子风波发生的闹剧、喜剧以至悲剧，有因剪了辫子号啕大哭的，有闭门不敢见人的，也有悬梁跳河的。但最早做下此“恶”的，并不是革命党人，而是因义和拳事件打进北京的八国联军，这些真洋鬼子得胜后，逮着中国人，曾以剪辫子为惩处和羞辱，而失去辫子的中国人也就真的感觉到了莫大的羞辱。
为某种发型——以我们现在的术语说——弄到性命交关的地步，在中国历史上远不止此一次。从清末民初往前推一个朝代，亦即明末清初，便有过另一次惨烈度绝不亚于前者的护发斗争，只不过焦点不是保住辫子，反而是拒绝辫子。
满人发式与汉人的不同，一是满人结辫而汉人束发，二是满人将额前和头顶一半的头发尽皆剃光，汉人则顺其自然。据《江南闻见录》、《嘉定屠城记略》、《乱离见闻录》等记载，清兵入关占据北京后，即颁布“剃发令”，但因立足未稳、汉人抗拒，旋即取消。到顺治二年六月，再颁“剃发令”——这次清廷是绝不打算收回成命的了，它明确规定，令颁十日内，百姓必须“去无用之毛发”，否则，视同“逆命之寇，必置重罪”，亦即“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”。此令一下，据说满街可见带着剃头匠的清兵，逮住汉人即强剃之。情形跟二百多年后革命军在闹市设卡替人剪辫子何其相似！其间，令人惊异的，是往往清兵占领一座新城并未遭致决死抵抗，但是，一俟在占领地推行“剃头令”却激起大变。顺治二年六月，清兵未费太大气力得了江阴，之后，知县方亨到任，开始执行剃发令，情势陡然紧张起来，全城居民，不分尊卑，共誓曰“头可断，发决不可剃！”方亨忙请兵镇压，消息传出，江阴百姓杀方亨并监押剃发的清兵而反，清廷于是派大军24万来攻，江阴人竟守城两月余而未失，至8月20日城破，满城皆被杀，计17万2千余人。大致同时，嘉定城也经历了一模一样的一幕，清兵先得其城，而后由于执行“剃头令”导致民叛，经两月方镇压下去——与江阴不同处，唯其间反复者三，反叛、破城、再反叛，造成清兵三次屠城，是为有名的“嘉定三屠”。类似的事件，广州、吴川、松江、太湖各处均有发生。
当时，剃头与否，竟成为一种标志，清廷以此鉴别“顺民”与“逆民”，而执意以严刑峻法推行之。在汉人这边，则因自古以来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容轻毁的道德观根深蒂固，对国家覆亡他们似乎持无可奈何、逆来顺受的态度，对“剃头令”却视为奇耻大辱、忍无可忍之事。虽然抗清义举感天地，泣鬼神，可若想到导火索来自于几绺头发，确也世所罕闻；其次，当时的“头可断，发决不可剃”之誓，固然可以说表现了一种悲壮的民族气节，然而，200多年后，当历史终于迎来可以将作为耻辱标志的辫子剪掉的一天时，国人反倒舍出性命来维护辫子，换句话说，原来是民族沦亡象征的辫子，此时已成民族之根了。玩味其中的反复，不禁令人啼笑皆非：究竟该怎么看待明末清初那样惨烈的“护发斗争”呢？
鲁迅先生曾因国民的精神的麻木深受刺激，而沉郁地写下如下的话：“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。”他们可以围观同胞被戮而无动于衷，可以借为他们献身的革命者尸体制做“人血馒头”，也可以忍受各种不公和压迫、泯灭是非、明哲保身……不过，其实也并非一律地麻木，在失去了辫子的“假洋鬼子”面前，麻木如阿Q者便难得地激愤如斯：“辫子而至于假，就是没有了做人的资格；他的老婆不跳第四回井，也不是好女人。”
明末清初“护发斗争”的血早已干涸了，清末民初害得“假洋鬼子”媳妇跳过三回井的“辫子风波”也消逝得无影无踪，但中国人因为头发问题而兴奋的心态却未见得完全改变，不久前，我仍然听说某个“模范教师”将男生一律理平头、女生一律发不过肩当作铁的纪律，显然，在该教师心中，头发问题大有文章，仍是一个原则问题、是非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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